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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海光”背后的复旦之光
来源:解放日报 | 读史老张  2021年04月29日07:44

1959年,林同济(左)、林同奇(右)与母亲一起在北京。

在上海番禺路,曾有一家著名的图书馆,全称“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”。关于它的史料很少,我在查阅档案时发现,海光图书馆存在前后,与复旦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一份上海解放初的案卷显示,海光四位赞助人中有三位来自复旦,他们是张志让(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)、潘振亚(法学院院长)和周谷城(教务长)先生;再追溯到海光的创办,主持者林同济先生及三位文史哲编译(研究员)林同奇、张荫桐和蒋孔阳先生,几乎都与复旦有关……这一现象让我颇感惊讶和好奇。

林同济:不妨创办一家图书馆

林同济(1906年-1980年)是著名学者,从1942年起,先后在复旦政治系、外文系任教授。据20世纪50年代听过他讲课的陆谷孙先生回忆:“林同济走上讲台,‘金口’一开,立即赢得学生一片叫好;非他任教的小班还上书系领导,要‘争夺’林同济。”(陆谷孙《秋风行戒悲落叶——忆师长》)

林同济出生于福州一个望族,1934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,获政治学博士学位,同年回国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事变后,他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。1940年,他与陈铨、雷海宗、贺麟等在昆明创办《战国策》半月刊,成为著名的“战国策派”核心人物,著名学者朱光潜、潘光旦、费孝通和沈从文等,都是《战国策》的撰稿人。

1942年夏,林同济从昆明迁居重庆,到北碚复旦政治系任教。与此同时,他的家人也与复旦结缘:父亲林鼎章在法律系讲授民法,妹妹林同端在外文系任助教,弟弟林同奇在史地系就读……父亲请人在北碚建了一座二层楼房子,一家人都在北碚定居。有时,林同济在复旦演讲,兄弟姐妹们都会去旁听。很多年以后,已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的林同奇回忆起北碚生活,感慨万千:“父亲作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。”(林同奇《林氏家风》)

正是在重庆期间,林同济与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先生一见如故。陈光甫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(简称“上海银行”)董事长兼总经理,酷爱读书,与文化人多有来往。林同济向他建议,不妨创办一家图书馆,专门收藏西方文史哲书刊。陈光甫听后,答应全力资助,不设资金限制。由此,“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”应运而生(据说“海光”一词,即源于上海银行和陈光甫之名)。

1945年5月,林同济应邀赴美学术交流,在奥克兰米尔斯学院执教(后又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)。1947年,他游历欧洲,遍访各国著名学者、作家(如意大利克罗齐、法国萨特和英国拉斯基等人),为筹建图书馆、争取学术和资金赞助四处奔走。1948年初回国,继续在复旦政治系任教。

1948年6月,“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”在番禺路209弄16号正式开张,这里原是上海银行为陈光甫购买的洋房,房前有大花园,绿树掩映,环境优雅。林同济任海光常务董事,实际行使馆长之职。他雄心勃勃,采购了一万余册海内外图书,其中不少是外国思想家、文学家的原版著作;同时广邀名家前来举行报告会、开展学术研究,胡适、巴金、周谷城、周予同、黄佐临、傅雷、李健吾、王造时和熊十力等文化名人都在海光留下过足迹。据顾颉刚先生记述,他于1949年定居武康路后,慕名寻访海光,林同济不仅陪同“参观全馆”,还“嘱予到海光图书馆读书作文,此地甚静谧,且由上海银行供给饭食,可镇日工作……”(《顾颉刚日记》,1949-10-13)后来,顾颉刚的不少“古史辨”论文,就是在海光完成的。

1952年,因公私合营,海光被关闭,所藏图书入藏上海市人民图书馆。改革开放后,林同济积极呼吁筹办一座莎士比亚图书馆。1980年8月14日,胡耀邦同志亲切会见了林同济——他成为当年唯一一位在中南海被单独约见的复旦教授。

复旦大学老照片

林同奇:留下红色印记

海光创办时,分别有文史哲三位编译。哲学编译是时任复旦史地系助教的林同奇(1923年-2015年),他是林同济最小的弟弟,两人相差17岁。

林同奇于1941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就读,但受林同济影响,偏爱文史哲。1943年,他转学复旦史地系,并与林同济同住北碚。据林同奇回忆:“我和同济住在二楼。他和我之间就像导师和学生的关系。他让我制定一个学习计划,从西方历史开始,然后续学西方哲学史。”1946年林同奇毕业后,原来打算到加州大学读研究生,但正在美国的林同济来信说,他将回沪创办图书馆。于是,林同奇就选择留在史地系任教,与哥哥一起筹办海光。

关于林同奇留校任教,金冲及先生告诉我:“1947年我考进复旦时,史地系除了教授外,没有讲师,只有两位助教,一位是闵煜铭,还有一位就是林同奇。”1948年在史地系毕业留校的胡绳武先生则回忆:“本来中国通史应该由助教林同奇教,但他哥哥林同济办了一个海光图书馆,他就去图书馆做研究员了,中国通史就没有人教了,他推荐了我……”

早在复旦读书时,林同奇就倾向进步。史地系有一个进步团体,参加者有张荫桐、郭海长、王效仁、冀汸、金本富和张永昌等人(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),林同奇是成员之一。耿庸先生记得,林同奇留校后不久,就曾委托他邀请进步诗人胡风到复旦演讲。那时,马恩经典著作是“禁书”,林同奇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偷偷阅读、分享。曾任黄炎培秘书的尚丁先生回忆:“我先和耿庸、林同奇一起读,当时耿庸在宣怀经济研究所当吴清友的研究生,林同奇是复旦大学的助教,他还从他哥哥林同济兼任馆长的海光图书馆借来了原版《资本论》。”(尚丁《读书记趣》)

林同奇的公开身份是哲学编译,实际上还是地下党外围组织“常春社”成员,并在闸北地下党领导下开展活动。正因为如此,海光一度成为地下党活动据点。地下党员陈尚藩、李中法、陈秉恩、吴强和余开祥等经常在海光收听延安广播、油印秘密刊物。1949年5月14日,国民党军警查抄海光,称有人“通匪”,正在馆内的林同济、蒋孔阳等人被捕(因查无实据,一周后被释放),林同奇因当时不在馆内而得以幸免。

1948年12月,蒋孔阳与濮之珍在上海结婚

张荫桐:一个“神秘人物”

海光史学编译张荫桐(1917年-1998年)也是复旦人。他于1943年12月毕业于史地系,当过学校教务部注册主任。20世纪80年代初,张荫桐为我们历史系开设过“南亚史”“东南亚史”课程,深受学生欢迎,我至今记得他上课时抑扬顿挫的语调。

张荫桐比林同奇高两届。在史地系读书时,他就与林同奇、冀汸等进步同学关系密切,是史地系进步团体成员中的“大哥”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张荫桐返沪,在上海民盟参加地下反蒋活动。他返沪后的公开职业不详,但在1948年5月,他参与了筹备海光。

张荫桐怎么会到海光工作的?据冀汸回忆:“他家住在杨树浦,房子是父亲的遗产。自己一家住在楼上,楼下租给林同济教授和他的美国夫人。”(冀汸《血色流年》)这里,需要解释的是,林同济早在1942年就与美国夫人黛南·格雷离婚,1946年林家人随复旦复员返沪后,住在徐汇村(今复旦第二宿舍)7号。1948年,黛南以联合国官员身份来华,林同济与她在外租房同住——这间房子,很可能就是冀汸所说的张荫桐家的“楼下”。据我分析,由于林同奇的关系,加上又是林同济的房东,张荫桐很快得以在海光亮相。

张荫桐虽是史学编译,但按蒋孔阳的说法,主要负责馆务“琐事”,“张先生在此管这些事的时候,不翻译,不必一定弄研究部的工作”。(蒋孔阳致濮之珍信,1948-6-18)张荫桐在海光时间不长,一年不到,他就请假离开了。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,蒋孔阳写信告诉新婚妻子濮之珍:“张先生回家去了”“Mr张最近不在,馆里的店务暂时由我代理”(蒋孔阳致濮之珍信,1949-4-30;1949-5-3)。因此,5月14日国民党军警查抄海光时,张荫桐也不在馆内。

张荫桐去了哪里?这是一个谜。为此,我曾请教过金冲及先生,他告诉我,张荫桐是一位“神秘人物”,“50年代初,我在复旦任教务部副主任,也有一个时期,忽然发现张荫桐先生不见了,他去了哪里,一直让人捉摸不透……”关于张荫桐的生平和行踪,我已有另文探究,在此不再展开——但他作为海光创办时的复旦人之一,却是有案可稽的。

蒋孔阳:从海光走向美学

海光文学编译蒋孔阳(1923年-1999年),是在离开海光后才成为复旦人的(1951年11月到复旦任教),但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,他就与复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蒋孔阳与林同奇同龄。1941年,考取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。这是一所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(蒋介石兼任校长),学校条件不错,但政治空气压抑。几年前,我曾拜访过余开祥教授,他也曾在中央政治学校就读,因不满国民党“党化教育”,被校方开除(记得拜访那天,余先生谈到自己当年被“除名”时,依然愤慨不已)。余开祥离开后,考进北碚复旦。作为余开祥的同学兼好友,蒋孔阳常去北碚玩,觉得复旦民主气氛浓厚,一度也想转学复旦,后因种种原因未果。

通过余开祥,蒋孔阳认识了复旦学生林同奇,进而见到了他哥哥林同济。和林同奇一样,蒋孔阳对自己的专业也不感兴趣,酷爱人文科学。他写的文史哲文章,受到了林同济的赏识。后来林同济创办海光时,即想到了蒋孔阳,邀他担任文学编译,蒋孔阳毅然辞去银行高薪职位,前来就职。一到海光,他就写信告诉濮之珍:“林先生对我们很好……此地另外两位研究员,一位姓张的,一位是林先生的弟弟,他们都是好人……我得从头跟他们学起。他们没有什么耽搁,书都比我念得多,语言的能力比我强,所以,我只有更加地努力!”(蒋孔阳致濮之珍信,1948-5-26)

在海光,蒋孔阳一边随林同奇参加“常春社”活动,一边在林同济指导下自学英语,据濮之珍回忆,“林先生让他用英文翻译、写文章,然后再替他改”。上海解放后,作为林同济的得力助手,蒋孔阳一度还代理过海光馆长,并创办《海光书讯》杂志,翻译了《巴尔扎克评传》。沉浸在丰富藏书的海洋,他的学术素养和外语能力大为提高。为此,蒋孔阳对林同济充满感激。他在晚年深情地说,当年林先生对他说的话就像“刀刻”“闪电”一样,他一直铭记在心:“林先生这个人,从气质上讲,就是美学型的。他胸襟开阔,知识丰富,具有极高的鉴赏力。”(蒋孔阳《我与美学》)

在海光,名教授的治学方法,也在耳濡目染中对蒋孔阳产生了影响。顾颉刚前来阅读、写作时,蒋孔阳见他记笔记记得那样详细,那样勤奋和认真,从此也开始认真记起了笔记。有一次,周谷城来海光,跟蒋孔阳提及《世界通史》时,语重心长地说,研究中国历史“不仅要古今贯通,还要中西贯通”,他深受启发。可以说,后来蒋孔阳成为著名的美学理论家,海光的熏陶功不可没。

海光图书馆存在时间很短(1948年-1952年),却跨越了上海解放前后,历经时代更替、风云变幻。在上海文化史的灿烂星空,海光只是一颗流星,璀璨地划过,稍纵即逝。然而,在夺目的一瞬间,人们看到了一所著名学府、一群迎接光明的学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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